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茅山曾经也是佛教名山

时间:2012-05-24 15:16:50  来源:  作者: 浏览次数:

茅山曾经也是佛教名山

程尊平

 

大家都知道茅山是道教上清派的发祥地,然而很少有人清楚,茅山曾经也是一座佛教名山,它先是以陶弘景在此佛道双修而闻名于世,后来又成了佛教三论宗的重要传承之地,还因此而孕育出了佛门的牛头宗……

 

陶弘景在茅山开全国“佛道双修”之先河

茅 山自何时起便建有佛寺似已不可考,由于中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,儒、道、释三教就开始了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流通融合,因此其建寺的历史或可上溯到那 个时间段。现已掌握的史实是,梁时隐居在茅山的道家陶弘景,既写过著名道经《真诰》,也写过与佛家和儒家学说有关的著作,他还说自己梦见被佛授予了“菩提 记”,佛告诉他,他将来会成为“胜力菩萨”。

佛 教徒认为,佛会给根据信徒在人世间的功德,事先记载其在何时何地也会成佛。这种由佛事先安排和预告修行者来生命运的讯息,就被佛门称之为“授菩提记”。据 史载,陶弘景在梦醒之后,立即前往鄮县(今之浙江宁波)的阿育王塔,在塔下自誓信佛,并在那里受了佛门的五大戒。据说陶弘景回到茅山后,不但在自己的修行 之地建造了佛道二堂,还另建了一座青坛和一座素塔。青坛居东,表示“紫气东来”,里边供奉太上老君的神位;素塔居西,表示“佛自西传”,里面供奉佛祖的塑 像。从此陶弘景在茅山之中,一日晨昏敬道,另一天早晚礼佛,认真地进行着佛道双修。

据 说有位信道的弟子对此表示不解,曾经当众询问陶弘景:师父您为什么既信佛又信道啊?请问太上老君和释迦牟尼佛究竟谁尊谁卑呢?陶弘景并没有进行正面回答, 却对大家说了一个笑话:某庙之中,既有和尚,也有道士,大家各敬其祖。可是和尚认为佛法广大,佛像不能居太上老君之右;道士则觉得唯道独尊,太上老君不能 居佛像之右,于是和尚与道士争着将庙里供奉的两尊塑像搬来搬去,最后将塑像全都搬碎了。太上老君在云霄之中看到了这幕闹剧之后,笑着对佛祖说:“我和你本 清静无为,不拘色像,谁知却被那些俗人给搬弄坏了!”

这个笑话非常高明,非常巧妙地嘲讽了硬想将佛祖与老子比尊卑的人是在搬弄是非。

另据史载,陶弘景在临终时曾留下遗言说,自己死后要戴冠巾、穿法服,佩道符于左腋之下,外面再用袈裟覆衾全身,不能露出首足。这足以表明,陶弘景的佛道双修,一直坚持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。

虽 然此前有人提出过“三教同源”和“三教融合”的观点,但真正开全国佛道双修之先河的,乃是陶弘景。那么,这位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的开山祖师为什么又要率先在 茅山礼佛呢?这其中的原因颇多。有人认为,陶弘景的母亲郝夫人生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,陶弘景不能不受其影响;还有人认为,陶弘景是由于在朝廷为官时极不得 志才入山修道的,因此难免产生顿悟成佛的想法。其实,陶弘景信佛,似有着不得已的苦衷。因为尊他为“山中宰相”的梁武帝,后来在自己所作的《会三教诗》中 明确表示,自己是少年习儒、中年信道、晚年崇佛的。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之中,他崇佛崇得极为出格,不但将佛教列为了国教,还硬是三次舍身同泰寺为奴。显而易 见,梁武帝越是迷佛,就越不利于道教的生存和发展,这迫使极其聪慧的陶弘景不得不另辟蹊径,改用佛道双修的高招,来换取梁武帝对道教的继续认可,以防道教 会在某一天忽然遭到灭顶之灾。另外,陶弘景坚持佛道双修,也是在暗中对梁武帝“佛教为上,道教次之”这一观点的巧妙抗衡。

自古至今,相多多的民众是分不清佛教与道教区别的,既礼佛又崇道也是他们最好的选择。陶弘景这样做,既满足了这部分人的愿望,也得茅山的香火更加兴旺。

可以想象,既然陶弘景能亲自在茅山设佛堂和建素塔,佛教徒当然更会抓住这一机遇,前来茅山筑庵造寺了,而陶弘景的弟子们是没有任何理由、也不会进行阻止的。

 

大明法师使茅山成了佛教三论宗的重要传承之地

 

就 在陶弘景将近五十岁的时候,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被后秦的第二任国君姚兴迎至长安,奉为国师,他所翻译的《中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和《百论》等佛教著述,由于简 洁晓畅,妙义自然,诠显无碍,深受我国部分佛教徒的重视,还因此创立了三论宗,其之徒孙僧朗大师又因弘扬这三本经书最有功绩,被后人称为三论宗的祖师。

南朝齐建武(西元494497)年间,僧朗从北方来到江南,隐居于栖霞山。从此,栖霞寺就成了三论宗的祖庭。据史料载,梁武帝曾派了僧诠等十位高僧,去向僧朗学习“三论”,僧诠大师后来索性长住栖霞山的佛寺之中,终身不再下山,专心致力于“三论”的传播。

僧诠大师在栖霞山修行时,收了一位得意的门徒,名叫法朗。法朗出生于江苏沛县的世家大族,22岁时弃武出家,因为他极有气魄,人称“伏虎朗”。陈永定二年(558年),52岁的法朗奉陈武帝诏敕,入居京城(南京)的兴皇寺,被尊为“兴皇大师”。法朗见陈代的帝王特别爱好三论之学,遂抓住这一机遇,当众向主宰南朝佛学论坛已近百年的《成实论》发起难来。

《成实论》是鸠摩罗什译自印度的另一本佛教著述,也是佛教另一门派成实宗的理论支柱。经过法朗25年的不懈努力,三论宗终于大获全胜,从而取代成实宗,获取了在陈朝佛门中的正宗地位。

隋开皇元年(581年),75岁的法朗即将圆寂,他命人召来近千个门人,与他们商议由究竟由谁来继任三论宗的宗师。其时有的人毛遂自荐,有的人推举他者,可是法朗对所有的人选都一一摇头否定。当弟子们请法朗说出自己合意的人选时,法朗竭尽全力地喊道:“我想推举明公!”

法朗所推举的“明公”,就是在茅山丰乐寺中积极研习和传播“三论”的住持大明法师。

殊为遗憾的是,有关大明法师的史料已大多轶失,而仅存于其他有关高僧史料中的、涉及到他的内容也互有冲突,恕笔者在本文中对其进行介绍时,实在无法面面俱到。

据《续高僧传》载,当时法朗的许多门人都很奇怪地问:“师父,您说的‘明公’,究竟是什么人啊?”法朗答:“吾座之东,柱下明也!”

“柱 下明”这三个字让后世的许多佛门学者一头雾水,有的人认为可能是指“柱子下坐着的那个明公”,也有的人只好原文照抄,不敢做任何解释。而我斗胆揣摸,这三 个字共可有四种译法:“老子神像下的那个明公”,、“那个长得像老子的明公”、“那个有‘老子’绰号的明公”或“那个在出家前当过御史的明公”。因为道教 之祖老子曾经当过周朝的柱下史,故“柱下”后来就成了老子的代称,再后来人们管御史也叫“柱下”了。

法朗圆寂时,陶弘景刚仙逝45年,国内可能还不乏佛道双修者。如果我的第一种译法可以成立,那说明大明既是一位佛道双修者,也说明栖霞寺中当时还供着老子的神像,而它就在佛祖塑像之下的法朗法座的东边,这也符合“紫气东来”的传统说法。

原来大明每次从茅山赶来栖霞山来听法朗讲经时,都恭恭敬敬地端坐在那个特殊的位置,他“不移八载”,“口无谈述,身无妄涉”,许多僧人都蔑称他为“痴明”。此时大家十分困惑,不明白法朗为什么要力扶这么一个“弱智”?

法 朗很清楚大家的想法,又说:“我知道自己保举明公,一定会吓坏大家。但是法教无私,不容瑕隐。”接着他命大明法师登上法座,向众僧表个态。可是大明却痛哭 起来,始终不肯从命。法朗说:“我既然将你从茅山召了来,态度就很坚决,你就不要再谦让了!”说罢,竟命几个少年僧人将大明抬上法座,又郑重地对大家说: “在我的祖师所译‘问论’之中,藏有十科深意,可是当初我还未曾言及,明公就已经自己领悟出来了。不妨请他为大家宣讲一下!”大明见无法推脱,果真深入浅 出地将这十科深意一一进行了剖析。大众听后,十分敬佩,也很惭愧一直太小瞧这位大明法师了。而大明在顺利地继承了法朗的宗师之位后,“即日辞朗,领门人入 茅山,终身不出”。

著 名佛学家周叔迦先生在其所著的《杌人集》中说,法朗有很多弟子,茅山的大明法师当数第一。而在《续高僧传》中,对大明法师则有“兴皇遗属(在古代,“属” 和“嘱”可通用),世称郢匠,国人瞻仰”等十二个字的评介。“郢匠”在古代既可代喻文(佛)学巨匠,也可代指常在一起切磋的师友。法朗在临终前一再恭称大 明为“明公”,而大明在法朗的后事尚未操办之时,就率其属下的门人离开了栖霞山,似并不太符合徒弟的身份。由此推断,大明倒好像是法朗的师弟,而非徒弟 了。

大 明法师在茅山的寺院名叫丰乐寺,这是印顺法师在其所著的《中国禅宗史》一书中提到的。不过大明在丰乐寺中究竟干出了什么让国人瞻仰的成就,丰乐寺究竟又有 多大规模,直到目前似还无人可解其谜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,丰乐寺绝非寻常的小庵,否则岂能接纳得下那么多从栖霞山转来的僧众?!

据《续高僧传》载,唐初三论宗里面知名的高僧,大都出自大明法师的门下,如慧皓、慧棱、法敏、法融、智锴等等。

慧 皓是湖北安陆人,从小就当了道士,后来特地前往茅山做了大明法师的弟子(此事或又可间接证明大明法师是一位佛道双修的高僧,因而才会对慧皓有这么大的吸引 力)。隋大业年间,慧皓离开茅山,溯长江而上,抵四川的成都弘法。因为其信众太多,竟被唐高祖李渊以为有“异术”,亲自下旨进行抓捕。经过对其审讯,李渊 才知道自己上了当,又将诬告慧皓的人治了罪。当慧皓南下湖北弘道时,他的追随者又翻了一倍!慧皓隐居起来后,各处的民众还是千方百计地找到他,迎往各地进 行传化。据说慧皓的生活非常简朴,一天只食一餐,一餐只吃一碗饭。有位学士弟子见他太瘦弱了,就让下人将他的伙食办得丰盛一些,但慧皓非但不领情,还将这 位弟子赶了出去,永远不许他回来。

慧棱(576640),8岁出家,16岁 起受教于大明法师。隋末时,他为了得到“三论”的要旨,曾随暠法师(《续高僧传》中所称的暠法师,经我考证,其实就是慧皓)入四川弘化,并与暠法师一同被 拘入狱。慧棱在狱中共为囚徒们宣讲了五遍“三论”。后来,慧棱又随暠法师来到湖北,并在襄州的紫金寺开席讲说过(在《续高僧传》中,慧棱是随“荆州茅山” 的明法师出家的,可是荆州并无茅山,显然系润州之误)。

法敏(579645),丹阳人,俗姓孙,8岁出家,曾入茅山听明法师讲过“三论”。隋末之乱时他来到浙江余姚的梁安寺,宣讲《法华经》及“三论”,曾著有《华严经疏》(七卷)等。据《法敏传》载,就连神人都赞叹他所讲的四部大经“功德难量”。贞观元年(627年),法敏曾归返丹阳讲经说法。后来,法敏应越州田都督之请,驻锡一音寺,以致一音寺信众甚多,法会格外兴盛。

智 锴,俗姓夏侯,今之南昌人,少年在扬州的兴皇寺出家,并曾听法朗讲过“三论”。智锴可能是在栖霞寺随大明法师一同前来茅山的,他是位才学很高的僧人,晚年 入庐山重建了大林寺,后又住持西林寺。智锴在庐山住了二十余载,一直不肯下山。隋文帝下敕追召他入京,他称疾不赴;南昌地区的官员来请他前去讲经,他说: “我只想终老山舍,岂能死于城邑之中?”不过当许多信众前来庐山,再三请他前去南昌讲经时,他却真赴约了。不久,78岁的智锴在南昌某寺盘坐而终。其时正值盛夏,可是他的尸身直至被送往庐山时,仍未变形或腐臭,后来,智锴被缄于一个石洞之中。智锴死后,禅宗四祖道信曾经居于大林寺十年,之后便改变了菩提达摩以《楞伽经》印心的传统,改以般若经教学,据说这恰是受到了三论宗的影响。

 

茅山孕育了法融的“牛头禅”

法融是丹阳人,俗姓韦,隋大业九年(613年),十九岁的他就已经“读尽”了世俗书籍,为了逃避家里为他定的婚事,他逃往茅山,先从三论宗的炅法师剃度出了家,后从大明法师钻研三论和《华严》、《大品》、《大集》、《维摩》、《法华》等经数年(周 叔迦先生根据时间推算,认为炅法师应当是大明法师的弟子;印顺法师却认为,“炅”是“冥”的笔误。他还认为,在古代“冥”和“明”相通,炅法师也就是大明 法师)。《法融传》称“炅誉动江海,德诱几神,妙理真鉴,无所遗憾。融纵神挹酌,情有所缘……”看来炅法师的佛学理论十分精深,名气极大,而法融也学得非 常认真,很有收益。

大明法师圆寂后,法融漫游各地,又从浙江海宁的邃法师、永嘉的旷法师等听讲各种经论,深有造诣。但他觉得这还远远不够,因而再次回到茅山,凝心静坐,又过了整整二十年以养静而息妄念的生活,这在佛门被叫作“习定”。

李渊平定江南之后的武德七年(624年),左丞相房玄龄为了增加国家税赋,奏请朝廷淘汰寺庙,削减僧徒。法融觉得这于国于民都有害无益,随即挺身而出,从茅山入京陈理。据说御史韦挺认真看了法融情文并茂的上表之后,很受感动,忙和房玄龄紧急磋商,并迅速打消了沙汰寺僧的计划。

贞观十年(636),法融来到南京西南郊牛头山幽栖寺的北岩下,构筑了一所茅屋,作为自己的禅室,日夕参究。数年之间,主动前来与其同住的僧侣就有一百余人。

当 时,牛头山的佛窟寺藏有各种珍贵的经史书籍,是刘宋初年的造寺者刘同空特地藏在寺中作为镇寺之宝的。法融得到了管理藏书的显法师的允许,在那里整整阅读了 八年,然后回到幽栖寺,闭门从事研究,后来终于创立了佛门的一个宗派,名叫“牛头宗”,也有人称它为“牛头禅”,法融也因此成了牛头宗的初祖。

牛头宗共传了六代而终,其之第三代法嗣名叫慧方。

慧方(629年~695年), 丹阳籍人,俗姓濮。他是法融的徒孙、牛头宗第二祖智岩的弟子。智岩觉得慧方很适合做自己的传人,遂示以心印(心印是佛门一种独特的传承之法,又叫佛心印, 它不立文字,不依语言,师父对弟子只是以心传心)。慧方因此豁然领悟了牛头宗的要义,并在山中参验了十来年,不肯出山。四方学者都很仰慕他的学识和德行, 云集来访。后来慧方又将牛头宗的正法传给自己的弟子法持禅师,并独自归隐茅山。

武后天册万岁元年,慧方圆寂,时年六十七岁。据《光绪丹阳志》载,慧方临终之前,茅山忽然出现了彩幡和巨蟒。当慧方的弟子们觉得情况异常时,慧方已经坐化了。顿时,茅山“山林变白,溪涧断流”。

据 周叔迦先生考证,禅宗虽然一直宣称法融是禅宗四祖道信的弟子,但法融的学说仍然出自“三论”。印顺法师则在《中国禅宗史》一书中如是评论说:“明法师是一 位大智若愚的人。他终身住在茅山,(使)茅山成为摄山(栖霞山)精神的继承者。茅山,就是牛头初祖法融出家修学的道场,法融是由此而到牛头山的;慧方将法 门付嘱法持后,又由牛头回到茅山。牛头宗的形成,是继承了茅山的禅风。”

 法融虽然孤身阻止了房玄龄砍寺削僧的计划,但却无法改变中国自唐太祖李世民开始、直至宋末诸皇帝崇道抑佛的主流。自李世民为高道王远知在茅山建太平观之日起,茅山就成了上清派的一统天下,山中的佛教庵堂和寺院也就渐而销声匿迹了。

(南京龙江小区碧树园53403室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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